固然很美好，但是在许多儒生的心头，却有一层看不见的乌云在盘旋。
因为，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朝不保夕的惶恐。
三四日之前，天子要“废察举、改征聘、削任子，开科举”的消息，在长安城里传开了。
虽然各处的告亭还没有贴出天子的诏令，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此事已经蓄势待发了。
而且，在这几日增发的这期《长安月报》上，那些通俗易懂的记事文又开始明里暗里地“吹风”了。
《霍光擅权源于任子制》《举孝廉父别居；举茂才不知书》《论征辟制与朋党乱象》《圣人之言当一统》……
所有的聪明人都能看出来，只要天子在石渠阁辩经中，能裁定出通行版经书，行科举制的诏令会立刻张贴出来。
到时候，全天下儒生们和官吏们的命运，都会不可逆转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消息自然在儒生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儒生议论的焦点问题。
出身世家大族的儒生，往往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对新政大放厥词，不少儒生甚至当众口出狂言，大骂“大汉亡于科举”。
但是那些来自小门小户甚至是出身寒微儒生，对科举制则非常期待。
这些家訾不足十万钱的儒生，与农民工匠比起来自然是算是有家财。
但是他们在朝中没有人脉，也无钱四处结交攀附，想要通过“任子”“征辟”“察举”谋一个前程，可能性不高。
辛辛苦苦地读了十余年的儒经，最后却不能出仕——就算出仕，也只能从最低微的佐使和斗食开始做起。
日后就只能一直地熬功劳，等着品秩慢慢地往上升。
运气更差的儒生，要么开一家精舍当讲习，靠弟子送的束脩糊口；要么投入高门大族之下，当一个区区的门客。
学而优则仕，这仍然是极少数的特权——治经水平相当，道德品质相同，却因出身不同，而前途不同。
更何况，如果出身在普通的人家，想要“学而优”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虽然《论语》中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大加赞赏，但大儒的门前求学者甚重，怎可能人人都教。
若是有选择的话，大儒们肯定更愿意教那些更有家訾的“良家子弟”。
不能“学而优”，自然更不可能“仕”了。
但是今日如果天子真的推行了科举制，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不管家訾多少，不管受学于何人，不管先祖是九卿还是乡里地主，都可以在科举制中一较高下。
出仕的起点要么是二百石，要么是六百石——世家大族的子弟可能看不上眼，但对普通儒生而言却是一条好路。
而最最关键的是“公平”二字。
于是乎，两派儒生各抒己见，进而变成了唇枪舌剑——甚至常常发生冲突。
从尚冠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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