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掉的，也可能是乱放找不见了，甚至可能是这人记错了。钱的事，为了这点钱搅的乡兵们相互防备相互猜疑得不偿失。

　　事情很复杂，处理不好影响军心，处理不公将失人心，置之不管亦将有损权威。这么一桩事，放在巨鹿军本部，放在巨鹿官府，都算是一桩棘手的桉子，而巨鹿军指挥官甚至都不能算军官，其前身只是一个普通骑卒，这样一个毫无经验且能力欠缺的人大抵是无法把矛盾处理的很好的。

　　值此时，压在各部头顶上的禁令发挥了意外作用。

　　李孟羲因担心各部指挥官们不能很好的把握刑罚的度量，因此就不给指挥官们任何施加重刑权利，这条禁令对于这件偷盗事件的正面作用在于，有这么一条禁令存在，锁死了指挥官们处理矛盾的最低下限，因没有任何施加重刑的权利，指挥官们就不得不寻求其他方法处理问题。

　　假设，没有这条重刑限令，指挥官们的下限最低能低到，某个残暴指挥官杀人杀上瘾了，隔三差五要砍一个人头自以为能立威，这将造成最恶劣的后果是，将使得乡兵们忍无可忍之下起而反攻，将使巨鹿军大失一地人心。

　　而有这么一条禁令存在，指挥官的最低下限是，指挥官顶多抽乡兵几鞭子，乡兵顶多心里咒骂两句，不会太往心里去，当指挥官不能施加任何重刑的情况下，指挥官能造成的最恶劣结果不过是，可能会因为刑罚不足以威慑众人造成大面积兵员遁逃，致使反攻一事功败垂成。

　　两者相比，一个逼反乡兵得罪一地百姓，一个不过是反攻不能而已，两者相互一比较，很明显，后者后果轻的多。

　　正因为刑罚禁令的存在，使得在遇到偷盗事件之时，杜绝了指挥官做出直接不管青红皂白不问究竟直接杀人立威的蛮横之行出来。

　　尽管，杀人也的确有用，不用管谁偷的钱，也不用去收集人证物证，直接从人群中随意找个人把人推出来当众砍头，隐藏在人群中的偷盗者见到人头滚地，必然被震慑住，如此，偷盗事件就禁止住了。

　　然，如此粗暴行事，既冤枉了好人，又放过了真正的恶人，实在算不得好。

　　巨鹿军的禁令提高了指挥官们处理矛盾的下限，指挥官们纵会因为能力不足等原因无法把矛盾处理的太好，但也不至于太坏。

　　回到正题，再指挥官，指挥官拿偷盗事件没辙了，他很想把全营所有饶包裹全都翻一遍，不信找不到偷东西的人，可又想到禁令的限制，就算找到了那个偷盗者又能怎样，杀又杀不得，只能处罚一下，可处罚完了又怎样，不还得带着他走，同营之人都知道谁是偷盗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让那人如何抬得起头。

　　禁令使得指挥官们无法肆意行使暴力，可暴力就是最简单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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